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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史考察，在人类思想史的早期，人们往往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

因指继承，损指否定，益指创新。美国法学家霍姆斯也说：法律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发展史。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历程中，受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而是成了全面否定、大加挞伐的靶子，被当成了专制政治的附属物丢进了历史垃圾堆。这里提到几个重要的概念：因、损、益。其后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上述话语反映了唐太宗的一种仁道情怀，说明他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并怜悯人的伤痛，他想做一个有德之君，故在从事录囚之类的司法活动时努力追求恤刑价值，而重刑则是不德（不合乎仁德）的表现。进入专题： 法治 文化 。

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于是，中国的法治进程流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同流沙之上的华美大厦，难免有坍塌之虞。于是，中国的法治进程流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同流沙之上的华美大厦，难免有坍塌之虞。

国法指国家制定法，活法指除国家制定法之外的一切社会规则。另外，法治既是国法之治，也是活法之治。爱待敬而不败，德须威而久立，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这就揭示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否定不合时宜的成分，继承具有现代价值的内容，并有所创新。

再如，古代的赦宥制度是一种对重刑犯赦免宽宥的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减少死刑适用、减轻刑罚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法治如果不以该民族的文化为基础，那么这种法治是无根的，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飘萍。

根据西方社会法学的观点，活法主要指道德观念、社会习俗、文化传统等等，在调整社会秩序方面，它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国家制定法。从封建时代的正史刑法志来看，有关明德慎罚的言论颇多。他们天真地认为，法治可以单纯依靠国家权力加以推进，而不是与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息息相通。朕复念其痛，极所不忍。

《旧唐书·刑法志》记唐太宗与臣下所言：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罚五十条，从断右趾。如此一来，法治建设变成了国家权力场中的仪式和作秀，而不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上。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有句名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它随着民族精神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精神的衰亡而衰亡。这种创制主体性是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兼采外来文化之优长（尤其是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积极因素），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法律文化，构建一种新的法律体系。

美国法学家霍姆斯也说：法律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道德发展史。法治与文化有密切关系，法治的基础就是文化。

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中华民族需要对其一百多年来的法制现代化历程进行深刻的反省，在追求文化进步和法制昌明的道路上不能为文化激进主义所迷惑，也不能为文化保守主义所蒙蔽，需要以中庸的态度理性地认识中外文化的优劣短长，并始终不忘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从而重铸中华法系的辉煌。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历程中，受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而是成了全面否定、大加挞伐的靶子，被当成了专制政治的附属物丢进了历史垃圾堆。……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谓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依法律为治的法治是广义的，那么儒家的礼法之治或礼治也是一种广义的法治。还有如死刑奏报制度（唐代有三覆奏、五覆奏之说）、死刑监候制度（清代有斩监候、绞监候）体现了一种对死刑的慎重态度。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而法家的法治则纯粹是一种国法之治，因为它排斥活法的作用。

进入专题： 法治 文化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徐明的证言，其中证实了薄熙来对这套别墅知情的一个重要细节：2004年7月，薄谷开来说房产已经办好了，最近薄熙来会为这事找我。

辩护人说，被告人在庭前告诉我们，他依赖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职业忠诚和职业能力。9时10分，在审判长当庭告知当事人庭审过程享有的诉讼权利后，法庭调查开始。

同时，薄熙来的大量辩解与起诉指控的事实和证据并没有关系，只是他对事实的不同理解，而又不能举出相关证据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证明，其辩解不是自相矛盾、就是苍白无力。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在公诉意见书中指出，在几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薄熙来不仅对有大量确凿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予以矢口否认，而且连自己庭前亲自书写的材料和亲笔供词也予以推翻。

该工程由时任大连市城乡规划土地局局长王正刚（另案处理）承办。我想，这笔工程款大连没有其他人知道，不如留给薄熙来补贴家用，也算表达我对他提拔任用我的感谢。询问笔录显示：办案人员询问薄谷开来，薄熙来说的帮帮你是什么意思？薄谷开来回答说，我和瓜爹说话都是心照不宣的，说话不用说的太明白，王正刚其实就是有一笔钱要给我和薄熙来，我们都非常清楚。我相信人民法院一定会作出公正裁决。

涉嫌受贿记者在庭审现场了解到薄熙来涉嫌受贿犯罪的主要事实包括：1999年至2006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８月１８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就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时间、地点发布公告，并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送达了开庭传票和出庭通知。

辩护人提出，薄熙来并不具体了解每一笔财物的收受情况。不久，薄熙来亲自给我打电话，让到商务部找他。

薄熙来承认，唐肖林曾先后三次送给我13万美元和5万人民币。公诉人指出，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公信力的严重质疑，造成了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见面后，在谈话中薄熙来强调说对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任何时候他都不知道这套房产的事情。被告人当庭翻供，却说不出合理的翻供原因，而且他的辩解存在矛盾，根据司法解释，其庭前供述应当予以采信。2013年8月22日至26日，被告人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共同贪污公款人民币500万元，数额巨大。

事情都办好了，王正刚给的钱收下了。第一次大约是2002年在我沈阳的家中，唐肖林以我儿子在外国学习、谷开来陪读生活开销为由，给了5万美元。

公诉人指出，起诉书的指控是根据大量事实证据得出的结论。薄谷开来在证言中称，薄瓜瓜到国外上学经常往返国内国外，他的老师全家来北京，以及国外的朋友、同学40多人来京旅游，他们的飞机票、住宿费都是我让徐明支付的，徐明很痛快就答应了，并安排公司工作人员来办。

德维尔在亲笔证词中表示，他没有对公司做任何的投资，实际上是替薄谷开来持有股份，她始终是真正的所有人。王立军称，薄熙来对我进行打骂，实际上是用暴力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让我继续对11•15案件进行调查。